B体育官方网站准备开启2020年的锻炼发现健身房人去楼空随着复工复产、学生复课，大家的工作生活都已逐渐恢复正常，不少人也开始恢复了健身锻炼。不过，一些摩拳擦掌准备开启2020年健身计划的会员却吃了“闭门羹”。

　　健身房平时往往利用预付卡来吸引消费者，如今，某些门店因为疫情暂停营业或者关停跑路。面对这样的结果，会员大都报以无奈的态度，即使走维权之路也异常曲折。

　　邓亮报名的健身房，位于南京明发附近的健身工作室。他在2019年10月办理了两年期的会员卡和30节私教课程，“当初健身房宣传办一年送一年3200元，价格实惠。”“疫情期间健身法停业，消费者都理解，但迟迟没等到公开营业时间，我偶尔跑过去看发现里面搬空了，原先放置跑步机和健身器材的场地空无一物，健身房的负责人和私教一个都联系不上。”

　　“我还没跑几次步，它却跑了路。”邓亮加的维权群人数超过30人，办理3年、5年卡的人不在少数，私教课一直是健身房赚钱的核心，每节在280元左右，统计下来受害会员涉及费用在几十万级别。

　　去年7月，王女士花3000元在深圳天焱健身俱乐部办了一张年卡。今年2月，一些行业开始复工，但关闭多时的健身房却迟迟没有消息。

　　“不会是老板跑路了吧？”王女士通过微信联系了私教。令她吃惊的是，教练叫苦连天。因被拖欠工资，10多位教练已申请劳动仲裁。300多名维权消费者中，有人办了3年的卡，有人买了100节私教课。初步统计，涉及金额超过百万元。

　　由于健身房负责人失联，消委会无法开展调解，只能将企业经营异常的信息推送至深圳市公共信用中心并进行公示。王女士及其他消费者正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

　　近日，海口市位于秀英区某商场7层的潮立方健身房由于长期拖欠场地租金而停业。据悉，这家健身房目前已累计拖欠商场方面水电费、物业费及租金等费用20余万元。

　　目前，该健身房消费者已经自发组建了维权群，据群内消费者不完全统计，该健身房吸收的卡费以及私教课的费用数额已经超过了40万元，这一数字还在不断攀升。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已介入调解。由于健身房此前拖欠场地租金数额较大，商场方面担心疫情之下一旦经营不利，拖欠数额或将进一步增多；但健身房方面认为，如果不开业创造利润，既无法保证消费者权益，也无力偿还相应费用。目前，商场和健身房还未能达成一致。

　　日前，四川宜宾临港恒旭酒店锋旗健身的会员们前去健身时，发现大门紧闭，不少会员责疑健身房跑路了？

　　4月13日，部分会员来到恒旭酒店集体维权，宜宾恒旭商业管理运营有限公司表示，健身房还欠着酒店的房租，酒店也是受害者，但会积极帮助会员们维权。“我们为其提供了362万元的装修补助，但张子阳从租房至今，从没交过房租、水电费，我们公司经济损失巨大，公司形象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宜宾恒旭商业管理运营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旭说，考虑到尽量不影响健身会员的正常锻炼，他们一直没采取强制措施催收费用。2019年12月，健身俱乐部的教练讨薪，公司通过走访后获知其资金链出现问题，公司无法继续容忍其违约行为，遂与之解除租赁合同。

　　健身房负责人张子阳表示，健身房目前有几百会员，关门实属无奈，但自己并没跑路，他将在本月之内统计好会员信息，会员的会费，该退就退，一定会负责地处理好。

　　宜宾市市场监管局临港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的执法人员也已经与恒旭商业方和张子阳都取得了联系，监管部门将密切关注，将消费者损失降到最低。

　　ANY-TIMEFITNESS（简称‘AF’）位于西安市高新路，是一家美国连锁品牌健身房。近日，该健身会所宣布闭店停业B体育手机网页版，让所有会员转会至其他健身房，但很多会员表示不同意，因为转会的地方离原地方较远，地方也较小。

　　一会员称，“西安大规模复工复产后，其他场所已经陆续开业了，AF称正在跑复工手续，但没说什么时候开始营业，大家最终等到的是‘闭店转会’通知。”据悉，很多会员充值了1万元以上金额，包括会费和私教课的费用。

　　AF健身负责人潘某称，AF健身不会跑路，会积极解决此事，并就此事做了登报声明，“AF现有600多名会员，安置在就近一家健身房，大部分会员同意转会正在办手续。针对不同意的会员，目前没有后续解决方式，我们正在正面积极解决这件事。”

　　“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对预付卡都有一定监管权，但由于权责划分不明确，导致监管形同虚设。”长期关注预付费消费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说，“我的亲戚朋友很多都有类似遭遇，我和他们一起去找过各个部门，但基本都未解决。”

　　陈音江说，目前，按相关文件，单用途预付卡的主体监管部门是商务部，多用途预付卡的主体监管部门是中国人民银行。不过，这两个部门都没有基层执法力量，消费者遇到问题还是找市场监管部门。可是，市场监管部门都是进行事后监管，面对消费者的投诉只能尽力找商家调解。如果商家失联，他们往往也无能为力。

　　广东省消委会表示，预付费消费市场准入门槛低，大量规模小、资质差的经营者涌入营销行列，导致市场主体身份复杂、良莠不齐，难以规范。

　　2012年9月颁布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发卡企业应在开展单用途卡业务之日起30日内办理备案，规模、集团和品牌发卡企业实行资金存管制度。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企业是否备案、存入存管资金，基本都靠发卡企业自愿自律，资金使用情况也无法做到跟踪监管。一位业内人士说，截至2017年10月18日，上海市发卡企业约达10万家，但只有396家企业备案。

　　疫情之下，多数经营者都受到或大或小的影响，一方面经营者延迟复工甚至无法复工，另一方面消费者出于安全考虑减少了大部分消费活动。持续性的支出大于收入，对经营者的资金链而言是巨大的考验。

　　对此，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欧卫安等专家建议，监管部门应适当出台减免政策，积极筛查经营者状况，对于遇到经营困难主动求助的经营者，给予相应帮扶，以助企业恢复正常经营状态。此外，在疫情期间，监管部门对于预付费消费应加大监管力度，严格筛查经营者备案情况，及时公开备案信息。

　　对于如何确保预付卡消费安全，多位专家表示，我国现有法律主要强调对消费者的事后救济，应通过更加完备、严密的规定，强化事前对消费者资金安全的保障。

　　欧卫安建议，目前预付卡的管理办法仅适用于企业法人，有必要将个体工商户纳入规范范围，建全分类监管机制。此外，应针对发卡主体的资格、经济实力、管理人员资信等情况进行严格规定。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陈端建议技术赋能监管，运用大数据技术搭建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平台，把发卡主体资质审核、经营状况及风险提示、失信惩戒信息等打通，及时向消费者公布和预警。

　　陈音江提出，要通过担保机构进行严格的资金托管，出现纠纷消费者可索回剩余款项。此外，还可采取部分资金监管方式，企业将20%或30%的预付款资金存入专项账户，解决退款问题。